200x年，我四（二灯大师）
我刑满释放走出医院的时候，提着医院给我的一个大塑料袋，里面装着三个骨灰盒。上面都贴着纸条，分别写着何田田、何莲莲和林藕藕的名字。当然是用拉丁字母写的。
那几天，我的心痛过，麻木过，又痛过，又麻木。每次我大喊大叫，他们就给我一针。冷静的时候（我竟然也有过冷静的时候），我责问过他们，为什么不让我看一下她们就火化了？他们说，先生，您昏迷了十几天了。我们甚至不知道您是否会醒过来。这是那个年轻女护士说的。另一个年轻女护士说：先生，她们的样子，我们在医院工作的人都不敢看。您还是不看的好。
我提着大塑料袋走在维也纳大街上。我深深体会到了二哥望舒对自己的那个称呼，那叫“行尸”的称呼。我不知道该往哪里走，我也想不起来我是从哪里来的。那个中年医生建议我去找一个精神科医生或者心理医生。我并没有答复他。
我不知道我在街上走了多久，不知道我走到了哪里。看到路边停着好几辆警车，我就走了进去。走进了那个房门。
一位年轻的男警察问我：先生，您有什么事？我把大塑料袋放到柜台上，说：我来自首。他接着问：您做了什么事？我说：我杀人了。我杀了三个人，三个女人。我看到站在一边的女警察匆忙地走到我走进来的门那里，把门关了起来，并且就站在那里了，连警棍都拿在了手里。我说：我是来自首的，我不会走的。
年轻的男警察问我：您杀了哪三个人？怎么杀的？我说：我杀了我的妻子和两个女儿，我是撞上去的，我是向对面来的一辆大车子撞上去的。他又问：您是故意撞上去的吗？我说，我大喊着说：故意不故意，有区别吗？杀人就是杀人，有区别吗？
年轻的男警察说：先生，请您出示一下您的证件。我就把我所有的口袋掏了一遍，把口袋里所有的东西都掏了出来，放在那柜台上。里面包括我的一块手绢，一个钱包，几张纸片，好象是医院给我的什么单子，甚至还有一只袜子。我特别不知道的是，这只袜子是怎么跑到我口袋里去的。
年轻的男警察开始打电话。我听得出来，他是在给我刚离开的医院打。
然后，这位男警察对我说：教授先生，您可以走了。他竟然叫我教授。我说：走什么走？你们不把我关起来？他说：不关。您走吧。我说，我大喊着说：我求您了，把我抓起来，给我判死刑！我恳请您给我判死刑！我杀人了！我杀了三个人！
那年轻的男警察身边不知什么时候多了一个人，也是个年轻的男警察。这后来的男警察微笑着对我说：教授先生，我们不管判刑的。那得找法院。而且，奥地利是没有死刑的。您想被判死刑，可以到有死刑的国家去。您不是从中国来的吗？那您可以回中国去要求判您死刑。
我终于稀里糊涂地回到家，已经是晚上很晚的时候了，街上的人也已经稀少起来。
我真的不愿意清醒过来。可是我还是清醒了过来。我小心翼翼地从大塑料袋里把三个骨灰盒端出来，放在桌上，跪了下去。我说：田田，莲莲，藕藕，你们怎么能让我一个人活着呢？老天爷，你太残忍了！你怎么偏要让我一个人活着，一个人承受我的罪孽，承受我的罪孽带来的全部痛苦！田田！莲莲！藕藕！
连同出事以后我昏迷的日子，将近二十天过去了。接下来又过了十天，二十天，三十天。我浑浑噩噩地活着。信箱的信满了，我根本不开信箱。电话铃声响了，我不接，后来我干脆拔掉了电话线。我看到了，来电号码显示有好几个是国内的，0086开始的，有上海来的，更多的是云南来的。我几天不吃饭，几天不睡觉，然后就是昏睡，也不知睡了多久。醒着的时候，我就呆呆地看着桌上那三个亲爱的骨灰盒。我最亲爱的！最爱的！最最最最爱的！
直到我的门几乎被砸开了，我才打开了门。门外站着我的副手、学校副校长方王。他推开站着不动的我，自己走进了我家。他说：我们都知道了，学校里都传开了。你要坚持住。你要哭就哭吧。大哭一场就好了。
我呆呆地看着我的副手，这个这些天里见到的唯一的中国人。我没有哭。可是我想起了那个微笑的年轻警察说的：你要被判死刑，可以回中国去。
我忽然想起，对的，我要回中国去，我死也要把田田、莲莲和藕藕带回中国去，我死也要跟他们一起死在中国。
我的头脑一下子变得清醒了。我对我的副手说：我把学校交给你了。方王急了：你不要想不开，千万不要想不开！你的妻子、女儿一定希望你能活下去，好好活下去的！为了她们你也要活下去！
我说：我把学校交给你了。我不会死的，至少现在不会死。我要回国去了，我把她们都带去。我再也不会回奥地利了。
就这样，我踏上了回国之路。
在我离开奥地利之前，我在维也纳马路上遇到了我的前妻，一个我再也不想去想的人。她身边站着一个小男孩。她叫我布教授。我感觉到了，她是叫了我很久了，跟着我追着叫的，之前叫的是别的，比如“仁”，“林仁”。我终于站了下来。我不知道她说了什么。最后我只说了一句：对不起，您认错人了。
后来我才想起了她的话，断断续续地想起的。她说她早就离婚了，因为她结婚前就怀孕了，她的儿子不是培特的。她甚至说过：这是你的儿子。可是我当时都没有听进去。凡是她说的话，一概被我屏蔽在了我的脑门之外。后来我想起来了，当时我也看了那小男孩一眼。后来我回想起来，这个小男孩一点也没有混血的样子。好象挺漂亮的，但完全是中国式的漂亮。
可是跟我有什么关系呢？这个女人。她是她，我是我。
我当然还是回我的国去，带着我最爱的三个盒子。还有那个跟她一起在跳蚤市场上买的钟。
我这回不走上海的路线，而是从北京走，由北京到云南。到了云南，我也不到丽江去。我跟我父母，尤其跟田田的父母怎么说啊？没法说。说：她死了，她们都死了？说：我没死，我还要活下去？
在北京，我直接坐上了飞往芒市的航班。下了飞机，我叫了一辆出租车，直奔我们的山村。到了村子那里，我让司机把车开到热水塘。下了出租车，我直接就往山上走。
我一直记得田田那句话，我们在那里养老。那是田田喜爱的地方。田田爱的，就是我爱的，是我必须爱的。
往山上走时，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，其实是继续想这个问题，这个问题我从维也纳想到飞机上，从飞机上想到出租车上，一直在想。这个问题就是：我怎么才能跟她们三个我最爱最最最最爱的人葬在一起呢？我想到山路上了，还是想不出答案或者方案来。
用国语说，我是罪无可恕，百死莫赎之身。我的罪不亚于三哥顾城的，比他的罪还大。三条人命哪。法院也许不会判三哥有罪，可是他就是有罪的。法院也不会判我有罪，可是我也是有罪的，更有罪。可是，我的愿望，跟她们三个葬在一起，又怎么能实现呢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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